披着“隐身衣”的杨绛,游走在文学史主脉之外

发布时间:2016年05月31日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浏览人数:

导语:2016年5月25日凌晨,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杨绛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终年105岁。诗人、文学评论家吕约早在博士时期就把杨绛作为研究对象,其博士论文正是以《杨绛论》为题。本文为《杨绛论》的后记,经吕约授权,洞见全文发布(仅做少量调整)。吕约认为杨绛作为文学史上披着“隐身衣”的作家,虽可超越时代而流布久远,却难以成为一时之热点、竞逐之显学。但是面对杨绛,却可从其创作特质与文学史主流话语逻辑之间发展内在矛盾,并因此引出对现代汉语文学史主流话语传统的反思。

杨绛文学创作打通了现代生活和中国意境,锻造出一种融贯古典与现代、雅言与俗语的新型语体,达到文质和谐、雅俗共赏的审美境界。既接续了中国文学文化的深远文脉,又创造出具有现代自由精神的新的审美境界。而这一切,都源自其人格的统一性和独立性,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性和独立精神在杨绛身上实现了完美结合。

披着“隐身衣”的杨绛,游走在文学史主脉之外

对于我来说,研究杨绛这样一位具有独特诗意与文心的女性作家,是发乎性情的选择。杨绛其文其思其人,深厚蕴藉而气韵生动,是一个我希望潜心探究的语言之谜、精神之谜和文化之谜。

在喧嚣的当代文坛,杨绛披上“隐身衣”,将自己隐藏在语言文字背后。在文学史上,这一类的作家作品,虽可超越时代而流布久远,却难以成为一时之热点、竞逐之显学。在我看来,探究这样一位作家的毕生创作,读解其中隐藏的精神信息,就像试图揭开她所珍视的隐身衣,窥见其真身与灵魂,并探查其精神文化渊源。解谜的过程,就是从各种可能的角度,与研究对象展开深入持久的对话。写作,对话的结果。言有尽时,诗无达诂,而真正的对话不会终结。

作为融贯中西文化的民国一代作家所剩无多的代表之一,杨绛是一位具有二十世纪文学或文化标本意义的作家。自1930年代开始创作至今,其文学生涯历时80年,创作了戏剧、小说、散文等多种文体的作品,还有翻译作品和研究论著,其涉及文类之广,在20世纪中国作家中并不多见。杨绛的文学创作,时间跨度长,体裁种类多,审美价值高,是近年来文学研究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但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作家作品的总体研究明显不足。通过作家的评价史可以发现,在杨绛的创作成就与主流文学史的评价之间,存在一定的错位,而对这种错位的原因进行历史的和美学的辨析,是本文所冀望探讨的一个方面。面对这样一位存在“文学史安顿尴尬”(游离于文学史主脉)的作家,将其创作特质与文学史主流话语逻辑进行对照,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内在矛盾,并因此引出对现代汉语文学史主流话语传统的反思。

诚如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在谈到杨绛创作时所说的:“不少人有这样的看法:无论是翻译,还是小说、散文创作,杨绛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和贡献。比起有的多产作家来,可以说是以少许胜多多了。不过杨绛的魅力不是色调斑斓,一眼可以看出的那种。作品透露的人生体验,看似无意其实用心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委实需要用心琢磨才能深味。” 杨绛创作的数量并不算多,但其作品及其形式中所浓缩的美学价值却不可低估,而且的确需要“用心琢磨”,察幾知微,才能体味。在现当代文坛上,由于杨绛及其文学创作呈现为一种“隐逸”之姿,难以简单地纳入文学史叙述的各种集体潮流和宏大话语之中,这就对研究者的文本细读与审美感悟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与此同时,面对形象大于观念的文学作品,通过文本细读和形式分析,往往能发现丰富多样的文学性要素,却难以套用既定成说的文学史概念来阐释,这也对研究者“由多返一”、“由博返约”的归纳总结能力构成考验。因此,为了突破杨绛研究现状的“瓶颈”,首先要将杨绛的整个创作视为一个“意义有机体”,对其进行总体性研究,这也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

按照创作时间和特点来划分,杨绛的文学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阶段”(20世纪40年代)为剧作家时期,主要以喜剧创作产生影响。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末为其文学创作“中断期”,主要以文学翻译和研究产生影响;“中期阶段”(80年代至90年代)为创作的再生期或者称“高峰期”,以散文《干校六记》、《将饮茶》,长篇小说《洗澡》等作品为代表,成为80年代的重要创作现象;“晚期阶段”(21世纪以来)为“总结期”,以长篇记传性散文《我们仨》,和长篇思想随笔《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为代表,进入总结性和终极思考阶段。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杨绛创作独特性的研究有待加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许多著名作家(比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丁玲等),都跨越了“现代文学”(1919—1949)和“当代文学”(1949—)两个历史时段,但他们在这两个历史时段的创作差异较大,并出现了风格上的断裂。要保持个人创作风格的连续性,有三种可能,一种是隐身而搁笔(如沈从文等),一种是冒险而消失(如路翎等),还有一种是出走(如张爱玲等)。这三种方式杨绛都没有选择,她选择“半搁笔”或“半隐身”姿态,文学创作中断了,文学活动没有中断,而是转入文学翻译和文学研究。其翻译和研究的选择标准、审美趣味和潜在观念,与“五四”文学一脉相承。待到80年代重新开始创作,其语体和文体的总体风格,与四十年代戏剧创作风格之间并无断裂。这种一以贯之的语体和文体风格背后究竟是什么在作支撑?仅仅依赖“启蒙”或“革命”等承载社会历史主流观念的宏大词汇,是难以解释的,因而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我对杨绛毕生的创作进行了梳理和解读,试图阐明杨绛文学创作的艺术特征、美学风格、文化内涵和精神意蕴。而我希望进一步思考和回答的是:如何理解杨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地位与意义?

我想从杨绛的文学史意义、杨绛的语言艺术成就、杨绛文学创作的文化内涵、杨绛创作与知识分子人格精神四个角度进行归纳和总结。

杨绛的文学史意义:

作为跨越“现代”和“当代”两个文学时期的作家,杨绛以其形态多样而又具有精神统一性的创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在戏剧、小说、散文领域,杨绛都有独树一帜的成就和贡献。

作为“194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戏剧作家,她以其喜剧创作成就进入现代文学史。她的戏剧作品,已被视为中国现代喜剧的珍品、世态喜剧成熟的标志,尤其是她的戏剧创作中对现代中国经验的表达,以及对中国民间语言的生动运用,为现代话剧的民族化做出了独特贡献。

杨绛的小说创作,秉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表达“人的真实”的现代文学精神,又接续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在以简隽诙谐之笔刻画世态人心方面,她是中国作家中少有的“简•奥斯丁型”的写作者。其为数不多的短篇精品和长篇小说《洗澡》,既是洞察人与现实世界局限性的讽刺作品,又以“庄重之轻”的艺术风格,体现了文学的审美超越精神。

在当代文学中,杨绛尤以散文家身份名世。作为文章家和文体家,她在散文领域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在“新时期”以来的写作中,她将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与作家的艺术思维有机地结合,以独具一格的文学形式书写历史记忆,为历史提供了“诗的见证”,又为文学注入了历史情怀。她的散文融个体生命历程、集体历史记忆与终极思考于一体,拓展了散文文体的表达范围,并创造了一种新的散文美学,成为当代散文中艺术性与思想性高度统一的典范。

杨绛文学创作在现当代文学中的独特贡献在于,打通了现代生活和中国意境,将现代生活、民间立场与中国语言熔铸为一个有机整体,而这正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在发展成熟的路途上无法回避的一大难题。杨绛散文的审美价值与历史意义,决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中的经典作家地位。即便以“中国文章”的长时段眼光来看,她的一些珠玉篇章,也足以藏之名山,传诸后世。在现当代文学中,杨绛文学创作的独特价值在于,她打通了“现代生活经验”与“中国审美意境”之间的隔阂,实现了现代生活、民间立场与中国语言的有机结合。

杨绛的语言艺术成就:

与那些多产型的作家相比,杨绛是一位惜墨如金的作家,或者说是一位注重“词语炼金术”的“浓缩型作家”。她的创作数量并不算多,但作品中浓缩的美学价值却不可低估。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她对语言艺术的精益求精的追求。她的语言艺术成就,在现代白话汉语文学的语言演变史中,构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

作为与古典文言文学传统“断裂”的产物,现代白话文语言一直处于发展阶段和未成熟状态,可资佐证的是,关于现代文学作品语言问题的反思,从五四时期一直延续至今。这是语言文字与其自身历史的“断裂”所带来的后果。“断裂”的文学观与语言观,虽然造就了新的文学和新的语言,其代价却是,使得汉语语言文字丧失了自身的历史连续性。带有政治色彩的“一体化文学”时代,其工具论的语言观和暴力话语模式,又进一步削弱了语言文字的审美属性。

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之中,杨绛的文学语言,以沟通文学语言之“源”(民间生活)与“流”(文学语言自身历史)的高度自觉的语言意识,以融通古典语言与现代语言的写作实践,创造了一种精纯而富有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从表现力和审美性的角度,体现了现代白话汉语的潜能,从而弥补了现代白话文学语言“断裂”所带来的不足。她立足于对现代中国生活语言的艺术提炼,同时从语言的历史传统和民间传统中汲取养分,以其独特的词语炼金术,锻造出一种融贯古典与现代、雅言与俗语的新型语体,达到文质和谐、雅俗共赏的审美境界,实现了语言的历史连续性与创新性的统一。在此意义上,她的语言艺术成就,及其所体现的高度自觉的语言审美意识,在当代文学的语言实践中具有启示意义。

杨绛文学创作的文化内涵:

杨绛美学风格的独特性,源于其深湛的人文修养和广博的文化视野。作为一位具有中西文化素养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杨绛将融贯中西、会通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意识,熔铸于其文学实践之中,在汲取不同文化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形成其独特的精神个性与审美思维。

一个世纪以来,在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冲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显得尤为重要。陈寅恪所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钱锺书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两位20世纪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学者,都主张一种沟通中西古今,进而创辟新境的文化精神。杨绛则将这种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作为其文学创作的审美理想,贯穿在其文学实践之中。因此,她的文学作品,既接续了中国文学文化的深远文脉,又创造出具有现代自由精神的新的审美境界。这也正是杨绛文学创作的文化意义之所在。

杨绛创作与知识分子人格精神:

在跨越“现代”与“当代”两个文学阶段的20世纪中国作家中,前后阶段的创作出现反差乃至“断裂”(另一种是选择就此搁笔),几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这一作家群体中,杨绛的独特性在于,她选择了“半隐身”(转入文学翻译和研究)和“再复出”的姿态。其前后期创作没有出现精神上的“断裂”,而是保持了审美风格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这种一以贯之的风格,是以历史智慧和独立人格精神作为支撑的。不为时势所改变的风格的统一性与独立性,源于人格的统一性和独立性。其人格精神的特征是,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性和独立精神相结合,并且通过文学创作,将审美理想与人格理想合一。其以《干校六记》和《洗澡》为代表的作品,体现了文学捍卫真实的良知与责任。在对待语言表达的态度上,她秉承“修辞立其诚”的中国文字传统,将“修身”与“修辞”合二为一,并通过她的文学实践,将作家和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与美学风格合而为一。因此,杨绛的人格中所体现的价值选择,其意义不仅局限于文学创作,还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精神层面的启示。

如果说杨绛的文学创作还留下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她中途搁笔所导致的无法挽回的损失。她在生命与创作的黄金时期,置身险恶的环境,不得不中断创作三十年之久,直到古稀之年重新恢复创作。虽然她晚年力作不断,“暮年诗赋动江关”,创造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一个独特的写作现象,但她已“走到人生边上”了。她的创作生涯中所留下的最大遗憾,是在她情有独钟的小说领域,未能留下更多作品,可谓未尽其志。八十高龄时销毁长篇小说《软红尘里》的前20章手稿,当与“人生边上”的彻悟有关,但于世而言,终是多了一重遗憾。而在社会历史所造成的普遍缺憾中,未尽其才的中国作家,岂独杨绛一人?